“读书”
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始记于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初四，彼时，正是神州糜烂之际，太平军雄踞金陵，清军的江北、江南大营岌岌可危，曾国藩的湘军还在强攻九江，鞭长莫及，而英法联军正在第一次进攻大沽炮台。常州一带尚无兵燹，烈文每日不过悠游读书，日记中多是大段的读书笔记。次年三月，他发愿要句读完《二十四史》，原因是“少年时读书常不能竟，正史终卷者，只有《两汉》、《三国志》和《通鉴》而已”。三月十四日，他开始读《史记》，并在日记里自励“后废业者无颜展此卷也”。而结果如何呢？《史记》当年七月底读毕；《汉书》八月初一始读，中间经历逃难而搁置，总算次年九月读毕；《后汉书》咸丰十年九月始读，十一年六月读毕；《三国志》是当年八月始读，十二月就读毕；而读《晋书》要待同治元年的五月，结束则在同治四年五月了。当然，这期间他并非不读书，至少读完了毕沅的《续通鉴》，但看来他低估了读正史的难度，《晋书》以后，只是见他记录读过《宋书》，此后再也不见踪影，也不知他是否“无颜展此卷”？《朱子语类》里说“读书须读到不忍舍处，若读之数过，略效其义即厌之，欲别求书看，则未得趣也”，见异思迁乃人之本性，“方读此、毋慕彼”谈何容易！在国学上，今人自然没有嘲笑烈文的资本，但观他的“烂尾读书工程”，自己的不刻苦，也算有借口了！
不过烈文绝不是懒人，所读的几部正史，每日都有详细的点评，尤其是日记的第一册，几乎是半部史学札记。然而较之正史，他更爱《通鉴》，直到其五十岁以后，还能看到他“读《通鉴》五过、《续通鉴》四过”的记录，一生用功，多在于斯。
观他读书的历程，不免感慨：虽然他的正史还不如笔者读的多，但无论议论、文章、诗赋，史料典故信手拈来，用之不竭，感觉一部未读完的《二十四史》，却早与他浑然一体，那举重若轻的本事，让苦读的笔者羡慕无比！细想起来，天分固然有差距，而那一代读书人的国学根基实在太好！这得益于幼时练出的基本功——内力练好了，再读什么读书不过是学招数，那一招一式的威力，当然不是我们这些“照葫芦画瓢”的人可比的！只是，乱世容不得闭门读书，常州距金陵不过咫尺，咸丰十年，太平军席卷江南，家乡已是呆不住了。
“逃难”
是年三月，李秀成攻破江南大营，在营中做幕僚的二哥赵熙文逃回老家，溃兵也开始大掠乡间。烈文全家是四月初一开始逃难的，一起走的有十余家，周腾虎家也在内，他们逃亡的路线是苏州、湖州、嘉兴。其间藤虎颇欲有所作为，曾经与地方官合作，试图组织民团抵抗，但大势已去，藤虎自己也被太平军俘虏，所幸他逃出来了。作文www.yuananren.com烈文最后决定落脚在上海，那里有随行的岳父邓尔颐的关系，他们先住在高桥，但灯枯油尽的老岳父再也受不得折腾，在五月中去世了。岳父毕竟是邓廷桢之子，家族的社会人脉极广，但那几年邓家运衰——尔颐的大哥邓尔恒次年擢贵州巡抚，不料在上任的路上竟死于一次报复谋杀，真是雪上加霜！岳父去世的效应，在烈文的人生后期会显出来，因为如果不失去邓家这个强援，烈文在安排自己“子女就业问题”会更有周转余地，不至于退休多年还要厚着老脸去求人。
总之，日记里记录逃难的部分是很好的史料，细节生动。烈文是个有心人，在颠沛的环境中，依然辍笔不绝，不仅记录自己的历程，也不厌其详地记录其他亲历者的口述。现在看来，即使再美化太平天国的革命正义性，但那时的江南涂炭，太平军是脱不了干系的。如常州，由于抵抗激烈，遭到了屠城（第一册P152），即便是散居在乡间的赵氏宗族，经烈文统计，总共200多人就有70多人罹难。同治三年，烈文记录了左宗棠收复杭州的报告，言“居民存者老弱妇女，不过万余……存大宅数十，余皆一片劫灰”（第二册P773），“清妖”固然残暴，而“天国”也无善政可言。李秀成被俘后，赵烈文曾亲自与之详谈，李辩解说自己一向对官军的俘虏不错，赵反驳说“然部下所杀，视所纵者何啻千百倍？为将者当令行禁止”（P804），这也算是为家乡死难同胞讨说法。
咸丰十一年五月，烈文得到了曾国藩邀他入幕的消息。此时他已搬到上海城里，生活安顿下来。外面虽然打得热火朝天，而有洋人保护的上海却是个“和平孤岛”，烈文又恢复了在乡间的悠闲生活，每日不过读书、聚会而已。他的经济状况似乎很稳定，他在日记里也很少提钱的事，看来逃难很成功，至少他家的十二大柜藏书“完璧归沪”，简直就是搬家。日记里并没有记录他接到聘书后的思想斗争，只是算了一卦，然后几乎是毫无铺垫地告别亲友，乘舟西上。作者：药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