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单从小说的角度来说，《一切都在流动》缺乏一般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算不上是一部多成功的作品，但是，格罗斯曼在这本书里所倾注的对俄罗斯人、历史和国家命运的关怀和思索，却给人呈现了一个超越艺术的深度和辽阔性，促人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俄罗斯从沙皇时代走到列宁、斯大林缔造的苏维埃时代，这一路引领和牵制它不断在暴力、残忍和苦难中反复挣扎、吞噬自己人民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在进入19世纪的一百多年来，俄罗斯开始贪婪的汲取外来的自由思想，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到普列汉诺夫等这些人带进来的思想养分中，多少人为此前仆后继孜孜不倦的想要创造出一个新俄罗斯来，然而就在这个不断与西欧靠近的过程中，表面上的相似性却无法难掩本质上越裂越大的事实，“这道深不见底的鸿沟在于：西方的发展得益于自由的增长，而俄罗斯的发展则得益于奴性的增长。”历史的厄运铸成于俄罗斯上千年的农奴制和其反自由的“亚细亚式”的民族根性中。
小说不幸的主人公伊凡，一个在劳改营里度过了近三十个年头，终于在一个时代即将终结之际，获得了自由，回到故城列宁格勒，最后又离开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而选择去了另一个小城的一家合作社里成为了一名残废的钳工，他租下了一间房子，准备安度余生，在日常的相处和对苦难的共同回忆中，他爱上了那位善良的女房东——安娜，感受到了一种久违而温存的归宿感，只是这时候安娜已只剩下3个月的生命了，在他的人生残年，对生活如此微小的渴望竟又一次被命运无情的冲走。
能想象出伊凡大概的样子，白发稀疏，清瘦微驼，老老实实的做着工，常常留给人沉默不语的背影，衣着破旧而领子却永远保持干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会回想起集中营的时光，但他从不向人诉苦，也不哀叹自己的遭遇，他只是静静的像放电影一样的想起那令人恐怖到极点，几乎逼得人人成为告密者的三十年代，他不明白那逼得几百万农民在饥饿中死去的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为何对那些一路追随革命并像狗一样忠诚的革命者施以史无前例的大清洗，他试图去理解充满人性悖论的革命人格究竟是如何养成的，而促使俄国革命的悲剧性命运的“俄罗斯性”到底是什么？而那些领袖身上作为人的人性和作为国家意志的专制性是如何统一的？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占据和困扰着他，但既便如此，他始终也没有丢弃“自由”两个字在自己心中的份量，那几乎是他能够幸存下来的唯一信仰。
在和安娜的一次谈话中，他曾这样说：“以前我认为，自由无非指言论、出版和良心的自由；可现在我认为，自由包含在所有人的整个生活里。自由意味着：想种地就有权耕地；想做鞋就有权做鞋；想裁衣就有权裁衣；想用自己种出的麦子烤面包就有权这么做；烤出的面包究竟是卖掉还是不卖，全由自己做主；钳工也好，炼钢工人也罢，包括艺术家，都可以按自己的心意生活和工作，而不是根据别人的命令。可事实上，无论著书立说者还是种地做鞋者，现在都没有自由。”
在书的最后，他想念起还在医院即将死去的安娜，他很想跟她讲讲以前在集中营一位死去多年的难友曾经对他说过的的话，那席话当时简直令他感到“像被判了死刑一样无法呼吸”。
我的牢友常对我说：“凭什么非得捍卫自由呢?只不过曾经可以在自由中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理性，可是现在很清楚历史根本就不存在发展！历史只是分子的结构过程！人总是与自己平等。这无法改变，根本没有发展。只有一个简单的规建，那就是暴力永存。这是一个像能量守恒定律一样极其普通的规律。暴力是永恒的，无论人们怎样试图去消灭它，它总也不会消失，不会减少，只是会发生转化而已。它或者体现在奴隶制中，或者体现在蒙古人的侵略中，或者从一个大陆跳跃至另一个大陆，或者转变为阶级斗争，或者从阶级斗争又转化为种族压迫，或者从物质范畴又转移至中世纪的宗教性中。它一会儿体现在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中，一会儿又表现为对作家和艺术家的迫害。从总体上讲，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暴力总量是一样的，而思想家们却将上述这些变形与转化的混乱理解为社会的进化与演变，并试图寻找出这种演变的诸种规律。可是，混乱既无规律可言，也无发展可言；既无意义又无目的。俄罗斯了不起的天才——果戈理曾歌颂了三套马车，并在三套至的奔驰中预测了未来。可是，未来并不是果戈理预言的那个三套车。真正的三套车是俄罗斯国家的命运！它是无个性、无风貌的三套车；它是特别会议；它总是对人宣布死刑判决；确定该打击的富农的名单；将青年学生从大学里开除；还不向昔日的贵兹老妇发放购粮券。”
他躺在床上说着，说着，突然伸出手指，仿佛要威胁一下果戈理，说道：“泥古拉·互西里那维奇，人们都搞错了！他们都没有明白过来，没有看清楚我们俄罗斯的三套车。三套车的飞奔中并没有人的历史。人的历史存在于混乱之中，就在那暴力的永无休止的转化当中。三套车在飞奔，但一切都还是静止不动的，一切都停滞了。而关键在于，人是停滞不前的，人的命运是静止不变的。暴力是永恒的，无论人们怎样试图去消灭它都无济于事。而三套车在奔驰，它与俄罗斯的苦难并不相干。三套车奔驰也好，停滞不前也罢，都与俄罗斯的苦难无关。”
我躺在床上。在我这个半死不活的人心里，所有还未死的便是我的信仰：人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就是自由从少到多的历史，一切生命的历史——从变形虫到人类，都是自由的历史，都是自由从少到多的历史。生命本身就是自由。这一信仰给了我力量，我体会到了一个隐藏在破烂囚服里的美妙而光明的珍贵思想：“一切非人性的东西都是荒谬而无益的。”
这本书，留给自己的思考点很多，俄罗斯走过的路和受过的苦难，与其他国家以及我们所经历和选择的道路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共性，彼此纠缠的历史渊源究竟有多深？对此，在1964年便已告别世界的格罗斯曼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在书中写道：“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俄罗斯的悲剧！它成为了全世界的悲剧！”、“当他发动的革命成功之时，不是俄罗斯将追随社会主义的欧洲，而是隐藏着的俄罗斯的奴性将越出俄罗斯国界而成为照亮人类新的前程的火把。”、“欧洲民族革命的信徒们看到了这一团来自东方的火焰。意大利人，尔后是德国人，开始按自己的方式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即纳粹思想。”、“而火焰还却仍在燃烧，整个亚洲和美洲都接过了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