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对于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在这个时期中国无论是经济、政治、人口、疆域乃至于在国际的影响力都处于古代专制王朝的顶峰，纵观中国历史长河的诸多盛世，都达不到它的水平，真可谓是“盛世之盛世”。
经济上，“世界上的白银大半流入中国，以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交换过程变得更有效率，从而使得农民能够专职从事商品化的作物生产，并促使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市镇经济高度繁荣，江南地区的纺织业、丝织业的发展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生产规模扩大，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雇工人数的不断增多……传统学界将其称之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李伯重则称之为“江南早期的工业化”。
财政上，国库充裕，中央政府拥有大量的财政储备，清代官员王庆云称之为:“国家全盛，内外度支，有盈无绌，府库所贮，月羨岁增”。而康熙时期施行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更是采取“摊丁入亩，地丁合一”政策，彻底废除了附加在百姓身上千余年的丁银，从此政府只对农户征收田亩的赋税，而不再征收人头税，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央政府财政实力之雄厚。
人口上，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美洲大陆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传入华夏大地，扩大了原有的耕地面积，而由于这个时期国内政治大局较为稳定，百姓得以专心农作，再加上政府对于赋税的减免豁免政策的刺激，这个时期中国的人口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据何炳棣的估计，北宋崇宁元年（1102），全国人口约为1亿，到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中国的人口约为1.5亿，而据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普查数据，当时的中国人口约为2.68亿，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在之前的三四百年间受战乱等因素影响，起伏波动不定，年增加率极其缓慢，但在清军入关（1664）短短百余年间（尤其康熙乾隆年间）人口增加了近一倍。
疆域上，康雍乾时期所进行的无论是对外征战（雅克萨之战：对俄）还是对内的平叛（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不仅保障了我国疆域的完整，更是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外延伸，基本达到了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疆域的顶峰（次于元），如今共和国的版图基本在那时便已初步奠定。
可以说，无论经济、政治、人口、疆域等任一方面，康乾盛世都可以代表我国专制王朝在近代化前夜的最高水平。当时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中国在19世纪不会继续以一个巨龙的姿态俯瞰全球，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人意料。19世纪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无比黑暗的时期，曾经的东方巨龙任人宰割，丧权辱国条约一签再签，成为了西方眼中的“东亚病夫”。
我们知道，任何王朝的衰败都不是一夜之间的，都有一个缓慢的不断量变的过程，因此，我认为中国近代的衰弱也并非始于道光，嘉庆乾隆时期便可看出端倪，中国何以在一个巨大的盛世出现之后又马上跌入谷底？因此，盛世中一定蕴含着衰弱的因素，也可以说，盛世并不一定如你所见那般繁盛。而孔飞力也是遵循这个思路，以叫魂事件作为切入，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全国性的恐慌事件以此窥探出盛世下的人间百态，通过大量的刑事材料和奏折上谕，向我们真实还原了百姓、士大夫、皇帝这三个群体在面对此事件时的反应与处置措施，并更深入地探求其背后的行事动机与恐惧的根源所在。以它的视角、它的答案向我们解读了中国的近代化之路为什么如此艰难？以下我将主要从民众、皇帝两个视角来简要粗略的概括和评述他们在“叫魂”面前的表现。
一、民众的反应：容易冲动且易受煽动的乌合之众
本书开篇作者便用他出色的文笔，以近乎小说式的写法，将发生于德清县的叫魂案件向我们娓娓道来，而此后，德清的石匠、萧山的和尚、苏州的乞丐这些小人物依次出场，作者通过阅读大量地方志和上谕奏折，对当时案件发生的起因经过、司法程序和诉讼过程进行了出色的文学化还原，这也是本书的一大优点，虽为学术著作，但可读性极强，让人读后不免好奇“后来怎么样了？”
所谓的叫魂其实是一种民间的传言，传说有一股外地的僧道潜入本村，通过施撒迷药的方法剪去人的辫子或是贴身衣裳的一部分，然后略施法术，便可操纵此人的灵魂，而此人“丢魂”之后，便成为一具行尸走肉。
而这些所谓的“叫魂”事件，无一例外，大致都是：一个或多个外地僧道（民间认为该职业掌握超自然能力）或乞丐（民间认为乞丐容易受人指使）突然出现在本地社区范围，当地群众受“叫魂”传说的影响，又受到个别冲动村民蛊惑，轻则将其扭送官府，重则将其殴打致死，这种群体的特点在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中展现的淋漓尽致：缺乏理性思考、易受煽动、极端化。作文www.yuananren.com而那些逃过一劫的被扭送到县衙的人，就能得到官府公正的审判吗？恰恰相反，县衙才是他们真正噩梦的开始。18世纪中国，地方司法环境极其恶劣，县长一人便统揽行政权、定罪权和审判权，毫无司法监督司法独立可言，且不幸的是严刑逼供在当时又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就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而所谓“犯人”又为了减轻自己皮肉之苦，往往又顺着县官的逻辑，屈打成招，罗织捏造大量虚假故事（虚假的人名、地名），最终更是导致各省官员拿着根本就不存在的人名、地名去进行所谓的“大清剿行动”，何其可笑？
在这里，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一幅盛世下中国乡村城镇的景象：遍布各地四处乞讨的僧道（并无度牒）乞丐，容易轻信的民众，贪婪的地方捕役，无能的县令以及残破不堪毫无人权可言的司法体制。难道这就是盛世下的农村？
作者在第五章中进一步探求民众恐慌背后的心理根源，在参考了大量的社会学、宗教学著作和中国本土的鬼怪小说之后，作者认为：民众对于“丢魂”的恐惧和对外来僧道的本能戒备乃是先天的，是根植于中国人内心的观念，其中对于僧道的态度，一方面由于惧怕他们所拥有的“超自然力量”，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佛道本能的排斥和厌恶。而对于“剪辫”的天然恐惧，乃是由于隐藏在汉民族内心深处的种族记忆：清军入关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残忍恐怖的民族政策。
二、乾隆的误判：一手造就的全国性闹剧
这场妖术恐慌下君主的专制权力是如何下达和运作的呢？而皇帝为什么对这次妖术恐慌如此重视，甚至不惜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清剿呢？这背后是否存在何种更深层次的动机？
1644年，满清人在明军将领吴三桂的引领下入关，从此开启了对华夏大地长达两百余年的统治，在此之前，只有蒙古人作为异族真正统治过华夏大地，可那也只有短暂的67年。可以说，满洲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出色、也最具统治经验且民族特性保持的最好的外族统治者。满清统治者也以华夏正统继承人自居，自诩“汉人的天子”，然而，终归是少数人统治着多数人，皇帝内心难免有所忌惮，也“始终保持着他们作为少数种族狭隘的防卫心理”。因此，满清政权对于民众思想和文化上的控制乃是历朝历代之最，通过文字狱的方式打击文人参政议政、针砭时事的积极性，通过剪发辫的形式削弱汉人的民族认同感，再以整理、编修大型古籍文献为名（康熙《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四库全书》），将不利于自身政权统治的书籍材料一并销毁，通过种种手段，以达到统一思想和巩固统治之最终目的。
不过尽管如此，让满清皇帝终日辗转反侧、挂在心头的仍然是那挥之不去的两字“反叛”，他们始终对汉人的忠诚度保留怀疑态度。因此这场妖术恐慌中的“割辫”行为触碰到了弘历心中那根原本便紧张的弦，而之后山东民众普遍采用的通过剪辫来预防妖术的行为[7]更是让弘历加深了他的判断。弘历认为“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作者正是透过大量的奏折上谕，敏锐地指出弘历对妖术判断的背后乃是对汉人反叛深切的担忧。
另一方面，作者对这场妖术恐慌中的专制权力运行机制也做了深刻的描绘，典藏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汗牛充栋的奏折，其中的朱批向我们直观地展现了弘历对于各地妖术状况的真实反应。作者也如黄仁宇之于万历皇帝那样，对乾隆的内心活动作了大量的描写，对于各省官员“不作为”的怒斥，对于其所上奏情况的怀疑和不信任等乾隆的态度都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专制皇帝那种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形象仿佛跃然纸上。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到，皇帝与各省的督抚之间所进行的精彩博弈，皇帝对于督抚所言绝非毫无保留的信任，而督抚对于皇帝的旨意也并非一丝不苟的执行。
三、结语
作者透过这场妖术大恐慌看到了盛世下的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恶劣的乡村环境、残破不堪的司法体系、迟滞的官僚通讯系统、令人窒息的专制权力以及遍布各地的愚昧无知的民众。这些正是当时的中国难以近代化的症结所在。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为一体的著作，该书立意新颖，作者孔飞力以一场发生于1768年的全国性妖术恐慌为切入点，以小窥大，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弥漫在“妖术恐慌”之下的康乾盛世。作者文笔出色，对许多案件细节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该书的可读性极强，但同时又不缺乏深度，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叫魂”背后所蕴藏的更深层次的因素，又通过官员与皇帝的一来一往向我们展现专制权力的运行机制和官僚群体的普遍特性。就像魏斐德说的“这是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历史专家所写的关于东方古老国家的伟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