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龙彦谈及鲁道夫二世的收集癖时，曾这么评论：
鲁道夫二世从意大利、弗兰德斯和西班牙召集来无数艺术家，他的宫廷就像一个珠宝盒，各种闪亮宝石散乱无章，品味令人无法恭维，矫饰主义仅是无数凌乱反射中唯一可循的共同点罢了。
《梦的宇宙志》此书本身，乍一看似乎也陷入此种集物癖的荒谬之中，适用同样的批评。此书的一段推荐语就是：“作者以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博学，写到机关人偶、怪物、雌雄双性体、天使等具象，以展示人所做的“超越身为人类的局限”的永恒之梦。”一种反驳是，涩泽龙彦在他的随笔中，试图用形而上的分析的语言为这种集物提供背后的动机和意图，或者，假如这样的“意欲”在收集狂的理智本身中不存在或很模糊的话，涩泽龙彦另一种诡辩的方法则是将其置于历史之中加以评论，强调“这个时代推进到一种奇妙的氛围里”，“就像科学与魔法混同一样，艺术也和魔法融合在一起”，就好像魔法与科学和艺术在历史中的混同就可以为魔法本身的目的性正名。
游乐爱好者自然喜欢这种诡辩，从阅读中可以获得快感。
诡辩甫一开始，便为“游乐”在古典哲学中寻找它的位置。《玩具篇》的开篇就是：
……这类介于机械和玩具之间的没有实用性的精巧装置，似乎有种力量，它们隐约背叛了这个社会本应正常运作的生产秩序，将人诱入一种不可思议的欺瞒的快乐里。
一般人认为，艺术家不过是“模仿神的猴子”。照这样说，玩具既无益又诡异，要做到精巧无比，需要高度技术，那么，该怎么称呼做玩具的人呢？“模仿艺术家的猴子”？不，我觉得不甚妥当。做玩具的人不像艺术家那样，被激昂的意欲驱使，时刻在向工业社会发出直率露骨的反论，也不像技师那样彻底配合科技社会前进的方向，与之保持步调一致。他们不具备强烈的自觉性，所以不得不停留在“模仿猴子的猴子”的位置上。……他们两面皆有，既在模仿艺术家，也在追求技术，这样的身份难道不违反常理？难道不令人惊奇？
从这种邪恶的二重性上，我们不得不称他们为“小规模实现了魔法师梦想的人。”
制造玩具的人既在模仿技师也在模仿艺术家，但他们不仅是“模仿猴子的猴子”。涩泽龙彦将此种行动——“行动本身就是纯粹的欢愉”，拥有此种“邪恶的二重性”——称为“人类侵犯神之造物特权的邪恶意图”，他的诡辩是，这种双重的模仿使得游乐者比艺术家离神的位置更近。
区分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技师还是艺术家，他们都可堪称自己的工作是具有严肃性的劳动。而涩泽龙彦的游乐者的目的在于“构筑乌托邦”，“在现实的中心创造一个假的世界”，它的本质是游乐。
恰恰是这些将世界和整体的概念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理想主义者，才最配被称为“模仿神的猴子”。
区分游乐和劳动的重点有很多，我想，前者追求的，是更广阔更完整的东西，并非碎片，这一点可算一种区分标准。作文www.yuananren.com试图将世界统一整合到一套哲学体系里的孤独的形而上学者，看起来就像在随性游乐；另一方面，运用某狭窄科学领域的一套技术去制造商品，或者在大工厂里集体作业的人们，看起来工作态度却非常认真，所以，不同的目的区分出了部分和整体。
……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Huizinga）曾说，“游戏本身具有严肃性，这种严肃性带来的优势，在不断抵消游戏的弱点，游戏可以变得严肃，严肃也可以变得游戏化，但游戏能到达的美与崇高的境界，是严肃性所不能企及的。”
游戏追求的是整体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最纯粹的游戏就是神创造世界，“真正是最本质的追求整体的工作，是最不像劳动的工作”。而理想主义者省去了艺术这个迂回的手段，直接想成为“模仿神的猴子”，即使他们也付出了同样的认真和细心，看起来也不像是在严肃地工作。
艺术被评论为一种迂回的手段，但艺术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心无旁骛的游乐”吗？更客观地引用涩泽龙彦本人的另一段评价，他认为“写诗和构筑乌托邦明显是两回事”。“尊重游戏规则、在俗世现实中构筑一个完全架空的理想世界——如果这两点是所有堪称理想主义者的人的热忱理想的话，那么，比起诗性领域，理想主义者更倾向于在纯粹的思考领域和更知性的实验领域中玩乐”。可是如此说来，游乐所追求的整体性便令人生疑，因为它并不包含诗性的可能——或者，一种更通俗的反驳可能是，诗性领域本身是否能够算作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的一部分是暧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