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项飙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简易草图。在这个由吴琦抛出问题的访谈，项飙抛给我们了许多关键词：全球化、世界、人的再生产、中国/国家、在地、八十年代、社交媒体、学术、文化研究、农村调查、社会学、印度、知识分子、国际移民市场、不平等、知青一代、乡绅、社会分化、留学、温州、北大、牛津、穆先生……
他对四十余年的历史的基本认知是：中国社会从八十年代启蒙主义和文化热而后走向了一个更丰富也更分化的历史局面中，它曾经是全球化的，它在未来也必然是全球化的，只不过，它在当下的局面中遭遇了某种“人的再生产”的困境，而这或许不只是存在于人文社科领域。
如我们所见，项飙无意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言说，他更关注具体到个人的变动所引发的中国乃至世界的转变，以及人与世界的互动和纠结。他极其厌恶所谓的启蒙主义，厌恶《河殇》，这并非由于它们为给中国社会提供什么遗产——他肯定了八十年代的精神风潮——而是因为它们和学术，准确说和个体的社会性书写无关。他对启蒙主义的厌恶将其带往了一个奇特的位置：亲附世界主义，但对其中心想象持保留意见；热爱生活，但所知所想又是抽象的、专业的、无情的。
在我看来，项飙的人文想象是居间（in-between）的，是或此或彼的。他的思绪总在中间游动，一旦在光滑的表面出现一个裂缝，他就加速度钻进去。他也不会挖掘，因为在他看来，世界是由互动和变化构成的，不存在所谓的中心。他的逻辑大体上是保守的，是拒绝以观念为驱动的，但归根结底，他是游刃有余的，是顾全大局的。他站在了马克思主义和平民生活之间，并非中庸，而是便于直接地感知、想象和实践。
最令我意外的并非项飙所提供的某种程度上的保守策略，而是在提供这样一种策略之后，他似乎对一切都稳操胜券。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话和访谈这样一个形式所决定的呢？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对于政治生态和社交革命的让步所决定的呢？这在多大程度上是项飙的身份和主体想象所决定的呢？
在这几场对话里，项飙所提供给我们的并不是他对世界的认知和判断，而是他对现在的甚至未来的人的主体想象的恰切认知。在经过启蒙和革命的洗礼之后，曾经的人的“自足的主体想象”在今日已经彻底让步给人的“虚构的主体想象”，在人类学中，在文学领域，在媒介景观中，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容改变的事实，人没有变得更功利、更具有表演性质，作文www.yuananren.com人只是需要反复地、被动地、更大范围地确认自己、认知自己，而人已经无法像曾经那样充分地掌握和了解这个认知的过程。当项飙将自己指认为现代乡绅的时候，他不只是挪用了广泛意义上的儒家的思想资源，他所触及的正是浮动的、吸纳性的、沉默的主体，他所想象的正是广阔世界的人文和流动变迁的现实，而最终这一切被如此之轻地拿起又放下。
“（把）自己作为方法”就是想象并且建构那个沉默的、浮动的主体，就是在自我之主体的局面中完成“人的再生产”，而这或许已经成为今日时代的共通语言。在今日盛行的对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讨论中，我们所遭遇的境遇正是一个原始的、传统的境遇，在这里，“人的再生产”无法得到保障，于是在焦虑之中，在发展之中，“任命不认输”的态度才是最值得的，对自己和当代的专注才是相对好的选择。项飙也承认这并非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它是短期的、暂时的，真正的解决还是需要社会和国家对于“人的再生产”的重新重视，以及降低对于基础设施和“中介链”的倚重。
在现实层面，同时在人文层面，中国社会提供给我们一整套的叙事美学，然而在很多意义上它没有土壤，也没有精神，它如此生机勃勃，又如此孤立无援。我们面对的是发展的伦理问题，叙事的伦理问题，生命的伦理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今日为何那么严重地降格为一种姿态、一种角色扮演呢？
在项飙的世界中，充满了意外和偶然的促成。他在温州生活于理想主义、社会主义、平民世界之间，并接受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人文滋养。在九十年代，他来到北大读书，又见证了改革春风吹满地，整个世界都在向资本和活力靠拢。他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这来源于他对社会的积极认识和介入，这正是张家声（《河殇》配音员）的声音所掩盖的部分。由于彭轲（FrankPieke，项飙赴牛津攻读博士的推荐人）的引荐，他来到了牛津大学，并以此为基地，展开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直接的、可以握持的研究，一步步成为今日的娴熟地谈论的国际化的现在、移民市场、中国社会现实等等方面的有机知识分子。
在这些访谈里，项飙始终未谈及未来将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会被视为是焦虑症吗——而这必然是“自己作为方法”的续篇：“自己作为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