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善于写军旅英雄，比如《历史的天空》里的梁大牙，又如《八月桂花遍地开》中的沈轩辕，《穿插》中的凌云峰。
这些英雄都出身于普通的指战员群体，而哪怕是最普通的指战员，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是一个传奇故事。
《伏击》也写英雄，但写了一个看似荒谬的英雄诞生的过程。易水寒原本是一名国民党军下层军官，在特殊训练后接受特殊任务，冒充我军“已牺牲”的指挥员找到组织，并伺机暗杀国共谈判中的我方重要人物，达到破坏联合抗战的目标。然而，在红军中的耳濡目染，让他对自己的使命产生了怀疑，最终在关键时刻枪口转向。最后，他成为一名优秀指挥员，与自己所冒充的人在抗日战场上配合战斗——离奇的是，他所冒充的红军指挥员，却用着另一个国军军官的名字，在抗日战场中浴血奋战，直至牺牲。
双重冒名、学习“敌人”过程中反被感化、关键时的反转，让这部小说有着传奇般的剧情。但正因为这些剧情的传奇性，有时不免让人猜测：作者脑洞大开，但不会全是瞎编的吧？
你别说，这些冒充、感化、反转的剧情，在那段历史中，还真有其事。徐贵祥的工作，只是进行了“杂取种种”，经过艺术化后，形成了性格鲜明、特点突出、形象生动的艺术群像。
《党史纵览》（2007年04期）刊载军史专家何立波文章，解密了抗战时期一桩离奇的冒充案：
1943年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的边区保安处侦察科科长陈泊经过了解，得知田守光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进入边区，在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称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新四军确有田守光其人，看似毫无问题。但事实上，真正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于3月初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海面上与日军遭遇，所有人员遇难。军统特务查清楚死者中有新四军旅长田守光，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田旅长”，欲寻机刺杀毛泽东。陈泊小心谨慎，最终还是在蛛丝马迹中查出了真相。
冒充牺牲的我军指挥员，执行暗杀重要人物的任务，这不就是易水寒冒充红军“穿山甲团”团长凌云锋的原型吗！易水寒思想转变的来源，是一个叫陈兴林的热血青年。1938年，原本要去延安的陈兴林在半路被军统特务截住，经过“洗脑”和强化训练，伪装成进步青年被派往延安长期潜伏。经过多日的观察思考，陈兴林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因而愿意为共产党办事。1941年底，保安部通过陈兴林的配合挖出了大量潜伏特务。
艺术来源于生活，能够打动读者的文学作品，都能从生活中寻找到源泉。再离奇的剧情，只要来源于生活，都会让读者感觉到合情合理，“就应该这样！”而那些脱离生活实际的“脑洞”，在热闹与喧嚣之后，读者回以的只是“神剧”二字。
《伏击》荒诞离奇的剧情，其实很合理，我对小说最大的要求比较庸俗——必须好看，最好是看了一部分就放不下来的好看，看完了还心心念念里面的人物和情节的好看。《伏击》和《穿插》都基本满足了我这个庸俗的标准。
每个读者对于“好看”的标准不一样，但至少应当具备以下特征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如果都具备的话，那就堪称完美了。一是个性特点鲜明、有代入感的角色形象。代入感不仅仅是指读者自己代入其中的角色，也包括读者觉得角色熟悉，喜欢、讨厌、印象深刻，都属于读者的代入感。读者能够设身处地关注角色的命运和发展，是一个角色是否让读者有代入感的基本判断。《伏击》、《穿插》里的人物，易水寒、谢谷、楚大楚、凌云锋、安屏、蓝旗、蔺紫雨、张达理，甚至是出场不太多的胡琴、陈达、乔东山、王铁索，都会让我关心他们的命运。
二是有一个好看的故事。很多时候，好看的故事和代入感其实是一体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好看的情节可以独立于鲜明的人物形象而存在。作文www.yuananren.com当然，《伏击》有着好看的故事，既然脱离了那些鲜明的人物，故事剧情的曲折传奇，也足以吸引我的好奇心。前边已经说过，《伏击》的故事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但如何把原来相对平淡的情节安排得引人入胜，则需要深厚的笔力进行支撑。徐贵祥善于讲故事，把这段故事讲得很好看。为防剧透，就不多说了。
三是有打动人心的笔触。《伏击》与《穿插》所写的故事，发生在生死攸关的特殊时期，无论是国家、民族，或是政党、军队，都时时处于紧绷的状态之中。失落、迷茫、冤屈，大概每个人都会有出现那种状态的时候。一直记得安屏的一句话：“信仰没有如果。”一句话诠释了先烈们为什么能够顶住这些负面情绪，毫无保留地为这片土地和人民奉献自己的生命。
信仰是装在自己心中的天，理想不一定需要在我的手中实现，但我每一次的选择和牺牲，总会让民族距离那个最高理想更近一些。
这就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是历史，如果能让自己完美一点，历史也会完美一点。”这一句话，和安屏“信仰没有如果”形成了互相印证。所有坚韧向上的人，都会有坚定的信念。《伏击》和《穿插》里的那些共产党人，不用“结果”和“如果”影响自己的内心，读之令人动容。
徐贵祥并没有用说教的语言告诉读者这一点，事实上，书中主要人物基本没有绝对的“反派”。但是，通过情节的推动和人物合乎情理的性格与思想发展，却让读者自己深刻感受到了这一切。
说了这么多好话，并非《伏击》就没有暇疵，《伏击》中也有些小BUG，比如打篮球时出现了“三分”的表述，“赵禹”后面变成了“赵钰”。但这些技术上的小问题，自然无法掩盖这部作品的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