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作家，一生只写过一本书，或以一本书为人所知。我大概就是这种巴托比症候呼之欲出的作家——虽然从未试图加入组织，并且始终默默无闻。童话集《一百零一个下午》（百花文艺，2002年）出版后，文学创作时断时续，有些贴到网上，阅者寥寥——抽屉或许是最理想的读者；杨横波（197？~2008）被宣判了死刑，另外的肉体接纳了逃逸的精灵——它有着日益恶化的趣味。而《长安的春天》（中华书局，2007年）之后，我再无任何学术方面的建树，甚至在半主动半被动之间，有意无意与圈子保持了距离。纵然会有芒刺在背之感，我还是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野心：在文学创作上，我希望写得像巴别尔和加莱亚诺一样直接有力，朴素华丽兼而有之；在研究领域，我把岑仲勉、钱穆和斯坦纳视为榜样，渴慕史家学裁识笔四者皆具的境界。人偶尔要狂妄一下。我自知缺乏天赋，更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去实现梦想——很多时候，我似乎是在这个世界的表面无目的地滑行。
一个人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恐怕不易断言——即便是自我审视——但书的成败可以。本书是一部失败之书。首先，它让作者不满意。作者浑身毛病：重度拖延症，中度强迫症，轻度抑郁症，再加上无药可解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所以世间万事万物难有令他完全满意的。其次，作者数度中夜自省，终于认清了一个他长期以来不肯面对的事实：不学而无术。不学，因之如夏虫井蛙，一捉襟便可见肘；无术，所以似盲人瞎马，才临深复又履薄。再者，世间之书，泰半灾梨祸枣——用时髦些的话说，不低碳——属于可烧之列，虽然焚书无论如何是野蛮的。最后，失败是失败之母。不需要为失败寻找借口。几百年前，全椒人吴敬梓通过小说书写为自己的世俗失败辩护，本书的作者，古虞人的后裔，也是如此，只是他用于自辩者不幸也是失败之作。
这样一部失败之作，出版方将它从图书的深海中打捞出来，颇令人意外；考虑到百花社与我的多重因缘，此举又顿失悬疑色彩。沉埋已久的旧作重见天日，《长安的春天》再度逢春，端赖汪兄惠仁之鼎力促成。朋友当中，他的能言善道博洽多闻无人可及——秦小雨同学差可争一日短长；多日不见，听闻他日理出版万机之余，以书法遣兴怡情，想必泼墨挥毫之际，胸中仍存丘壑与烟云。我曾经很认真地写下了这部注定是失败之作的每一行文字，如今又同样认真地校订了每一行文字。内容无足轻重，但文笔还算可观。这是聊堪自慰的，或许也能不负出版方的厚爱，以及文字和美术编辑的辛苦。
此书再版，恰值恩师孙昌武先生的三十卷文集由中华陆续推出，不肖无面目登门道贺，唯有内心遥祝；予我身教言传的陶师慕宁和李师剑国，虽臻老境而风采依旧；傅璇琮先生却早已驾鹤西归，思之能不凄然。
修订工作始于七月中，八月底毕其事。大的框架没动，只是核校了引文，改正了错误，增补了注释和某些段落，撤换了大部分图片，作文www.yuananren.com恢复了中华版删去的参考文献并做了必要的更动添加——很多书替用了最新版本（其中不少来自网络下载，对那些扫描并慷慨分享它们的人，我心怀感激和敬意，如果学术已然是一个帝国，那么他们就是勇于挑战体制的英雄海盗）。最大的变化，是《过夏》一节，在一篇未发表旧文基础上几乎重新写过。不是为了让它显得更学术，仅仅是个性使然。
但这本书并非一本新书。不学无术的我，也不清楚怎样将之变成专著。评价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唯一的标准是好与坏，而不是出版单位级别的高低或刊物是否核心。学校官本位，学术工业化，人们也丧失了好坏是非的判断力。
多年以来，我差不多过着一种伪隐士的生活。我依法纳税，因此不算真正的隐士——根据西尔万·泰松的说法，归隐便等于反抗。在监视器和探照灯无孔不入的时代，隐根本上是不可实现的。而我所从事的研究，说穿了，百无一用——准确而言，用途是有一丁点儿的，就是不可避免地成为花边和点缀。
假如生在大唐，我可能在风陵渡口等船的时候，西望长安的浮云，回看家乡的晨阳，然后跨上驴子缓缓归去。假如生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洪荒，无论从体力或智力看，我都会是第一个被淘汰的。我这样的人，在古代是异类，在现代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