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大师论及制度的发生发展时，曾言道：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惟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
意即推动制度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发展的是其所处的现实，而这样的发展又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与现实的共同作用下，制度在不同时代以不同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初心”变了，制度便不再是原来的制度，离开现实，制度则面临末路。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制度的起始也可追溯到几千年前，其中，科举无疑是五千年里顶重要的考试制度。它从两汉到清末，绵延了一千三百余年，无论是对普通百姓、还是贵族阶层、抑或是至高无上的皇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在我们的各级考试系统、官员任用方式中，还可觅科举制度的遗踪。
而正是窥见到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其研究中，对中国科举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宫崎先生以科举制度的沿革为经，从两汉时期的贤良、孝廉制度谈到清朝的科举；又以科举制度的程序、类型等为纬，论及不同时期科举制度的特点；并著成《科举史》一书，系统介绍中国科举的历史与制度。
在《科举史》一书中不难看出，在制度发展变化的本质原因方面，宫崎先生与钱穆先生的意见颇为一致，推动科举制度萌芽、发展、成熟的，不是统治皇族的选择，不是官僚贵族的运作，也不是广大读书人的请命。科举制度始终基于其所在的时代，它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肇始于其所处时代政治体制的变化。
如书中所列，科举制度萌芽于汉，此前正是世人大呼礼崩乐坏之时，急欲回到“礼”的时代，此阶段各郡县向中央推选人才便以贤良、孝廉等道德标准进行；作文www.yuananren.com南北朝期间，孝廉制度转化为九品中正制，并由于南、北方统治的差异，而出现不同形式的官场改革；隋唐时期，“礼”不再是世人强调的重点，政府对官员的要求由“德行第一”转变为“才能第一”，考试制度逐渐严格，科举制度兴盛起来；及至宋朝，地方豪强势力尽去，权力集于君主，为彰显君主天威，开启了以天子之名进行的殿试，从此，科举解试、省试、殿试的制式形成，科举制度正式确立。其后，辽、金、元等外族统治时期，依然延用原科举制度，但为其注入了“民族特色”，呈现不同的活力；明清是封建统治达到顶峰的时期，科举制度在这时也形成庞大形体，不仅包括考试制度，还包含学校制度。清朝时期，因满汉隔离，还出现多种不同形式的科举也推选满人官员。清朝末年，受到西方教育方式及外强入侵的影响，科举制度最终结束了它的发展变化。
在一千三百年的时间里，科举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诚然，它的变化有真龙天子的影响，有贵族阶层的需求，有普通学子的希望，但其根本是现实社会的改变。推动科举制度变化的不是个人，不是群体，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如此发展，它便必然如此变动。
但是，无论科举制度如何变化，科举制度的“初心”始终如《科举史》开篇第一句所言：科举是中国的高等官员资格考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