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当然不是说，书写历史的人，写的都是当下的事。那就不叫历史了。我想，这话所言，是指史书里对人物的评点与书写，往往都体现出作者所处当世的价值观念。书写人物，免不了有所臧否，即使作者力求公正、客观，也免不了在行文间，流露出自己的态度。
更何况，中国的史书往往承载着道德教化的责任。修史的士大夫自谓为四民之首，总以教化人心为己任，写起书来，喜欢选取那些能教化人心或警惕世人的故事。经常还跳出来，对人物进行直接的点评。在这些点评里，有时候，就能看出时代变迁后，价值观又发生了什么改变。最近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就很有这种感觉。
公元前二三三年，在韩国郁郁不得志的韩非子被做为使者派遣到秦国。他入见秦王，表示自己愿意为秦国出力，并且许下豪言壮语：“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
简单来说：我给您办事，事办不成，您办了我！
然而韩非子还没来得及开始办事，就被李斯陷害，毒死在了监狱中。司马光在书中说：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意思就是说，韩非这个人，身为韩国人，为秦国出谋划策，竟然想要覆灭自己的宗主国韩国（韩不亡...大王斩臣以徇国），死不足惜，不值得怜悯。
对于身处于大一统帝国，从小接受儒学教化，满腔爱国爱君主义的司马光来说，韩非子这样子的人，岂止“乌足愍哉”，简直应该千刀万剐才是。毕竟大一统帝国，讲求的是对皇帝和国家的绝对忠诚，一个人应该无限地臣服于自己的国君，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才是臣节所在，大义所在。
而韩非子呢，因为在韩国，得不到重用（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又见到韩国朝政日非（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就开始写文章传播负能量（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最后还因为秦王欣赏自己，就跑到秦国去献策。
对于司马光来说，这大概就好像说王安石上书变法，不被大宋准许，就跑到契丹去搞改革一样，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虽然秦国不是胡虏，但为了个人抱负的施展，而弃家国大义于不顾，委身事敌，韩非于司马光来说，大概不免被视为“贰臣”。
但仔细看一看春秋战国的历史，这样的“贰臣”并不鲜见。伍子胥由楚入吴，还可说是有毁家之恨、杀父之仇，魏国的公孙鞅，跑到秦国当商鞅搞变法，可就不是因为遇到什么危险了，明明魏王都不想杀他，可他帮着秦国富强，可是把魏国打惨了。
即使看看儒家的祖宗们，亚圣孟夫子，也是“不远千里”地来回奔波于魏、齐之间，孔夫子他老人家也没有乖乖待在鲁国，而是到处周游列国，想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哪个人能当伯乐，识得他这匹千里马，他也是愿意供其驱使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话，跟阮氏三雄拍着脖子说“这腔热血，只卖给识货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归结起来，与大一统帝国下，对人臣必须绝对忠诚的要求相比，春秋战国的士大夫效忠君王，都是有条件的，你得是能欣赏能重用的“贾者”，而不是单纯因为我生长于某国某地，便可以要求我无限地效忠。
礼贤下士，不仅是君王们的美德，更是士人服务的必要条件。古人常叹世道浇漓，是人心不古。现在看来，人心太古了，对统治者来说，作文www.yuananren.com未必是好事。所以朱元璋要删改《孟子》，像什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讲条件的言论，对君王保持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大大地不利，自然不能留存。
也不知道这些故事和言论，在没删改前，怎么没把后世的腐儒们吓掉脑袋。即使到了今天，如果有人说，“爱国”和对国家“忠诚”是要讲条件的，而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一个人换国家可以像换公司一样，要看福利、看条件、看企业文化符不符合自己的要求，还要看企业主是不是足够尊重自己，让自己在这里能有尊严地发挥自己，估计也会触犯到很多人那颗敏感而脆弱的爱国心。
可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乱世里，中国的士人们曾经这么生活过，他们面对着纷乱扰攘的诸侯纷争，也想为自己所出身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当自己的国家无法欣赏自己、重用自己、尊重自己，感到生命和才华被浪费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会选择毫不留情地离开，去寻找那个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得到舒展的所在。
对于他们来说，那个真正尊重自己的人，才能成为自己服务的对象，那个给自己尊严的所在，才是自己的祖国。到了大一统帝国的时代，四海宾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地理上几乎消除了士人们选择的可能。同时，统治者们还要从思想上消除掉选择的想法，要告诉人们，“雷霆雨露，俱是君恩”，一个政权即使腐败无能，对自己不公与迫害，自己能做的也只是“文死谏”。《弟子规》里说子辈对父辈应该“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寻常父亲，尚且要如此对待，更何况面对君父？
梁漱溟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乱世里，士人们还能站在统治者面前，说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样的话，要求自己作为一个个人必须得到尊重，才能贡献自己的才华，如果被视为“土芥”，就可以把折辱自己的那个人当成“寇仇”。
而到了六百多年前的明朝，皇权发展到了极端，廷杖成为了一种制度，皇帝可以因为自己不爽，当庭折辱大臣，而且要求对方必须嘴啃泥。无数大臣被当场拉下裤子打屁股，这样的场景，有明一代，不绝如缕。作为帝国的臣子，被打屁股意味着他们直言敢谏，所以才触怒皇帝，是朝廷的直臣，皇帝的忠臣。所以，作为一个人越被折辱，则作为一个大臣越有尊严。如王小波在《个人尊严》一文中所说：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
那些先秦士人所坚持的个人尊严，在那些大臣们被扒下裤子的时候，早已被剥夺殆尽。只剩下作为臣子身份的尊严。我很怀疑，今天很多人口中的“爱国”，也不过是这种被打屁股还觉得与有荣焉的爱国，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也是一种觉得雷霆雨露、俱是君恩的忠诚。
公元前二二七年，荆轲来到秦国，向秦王献上地图和樊於期的头颅。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图穷匕见，功败垂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太子丹和荆轲的评价都不高，太子丹是“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的罪人，荆轲是“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的愚夫。不仅如此，要离、聂政等人，在他眼中，“皆不可谓之义”。
可千百年来，依然有许多人在称许像聂政那样因为“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而感动，最后为了严的私仇而献出生命的侠客。
大概是，在个人尊严一直被漠视、被践踏的社会，那些“豢养之私”式的敬重，就足以让人们萌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所以先秦时代，总是充斥着这样的故事，豫让杀身，专诸刺僚，荆轲刺秦而被戗，候赢窃符而自杀。这些一直被广泛传颂的先秦侠客们，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也许不懂得什么国家大义，只是因为一点“豢养之私”，就敢于为敬重自己的统治者献出生命。
我们自古以来，从不缺那些敢于献身的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缺失的，往往是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能够给予人们足够尊严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