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好的小说一定是有非常多角度解读的。阿城的《棋王》写于1984年，是一篇被汪曾祺说“我写不出来”的小说、将莫言“彻底征服”的小说。但最让我惊异的是，这么多年了，评论家们都没有关注到《棋王》里的同性暧昧，虽然它确实隐晦之至。
评论家们谈《棋王》里的吃，谈《棋王》里的禅与道，谈《棋王》里的民族精神，例如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寻根文学部分，在知情共同记忆的点上分三个维度拆解了《棋王》，一是关于“吃”，二是关于“下棋”或与世无争的记忆，三是家庭出身，就没了。偏偏没有人关注到其中隐晦的同性暧昧，包括汪曾祺，他也说了这么几条，在《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里分析了一通后，写道：“我这样说，阿城也许不高兴。作者的立意，不宜说破。说破便煞风景。说得太实，尤其令人扫兴。”翻了翻短评，似乎也没人提及同性暧昧与同性目光的。
我也并非读的时候立马注意到的。阿城自述其中“言情”较隐晦，评家们对世俗不熟悉，所以至今还没解读出来，大概总要二三十年吧——阅毕再看这句话如当头棒喝——“脚卵”倪斌断然在爱才惜才之外对王一生有爱慕之情。一个嫌篮球野蛮，爱干净，文质彬彬的同志形象逐渐清晰。
可以再读一读阿城对倪斌的外貌描写：“脚卵是南方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个子非常高，又非常瘦。动作起来颇有些文气，衣服总要穿得整整齐齐，有时候走在山间小路上，看到这样一个高个儿纤尘不染，衣冠楚楚，真令人生疑。脚卵弯腰进来，很远就伸出手来要握，王一生糊涂了一下，马上明白了，也伸出手去，脸却红了。”
还有他说的话：“我到农场来，我父亲给他带过信，请他照顾。我找过他，他说我不如打篮球。我怎么会打篮球呢？那是很野蛮的运动，要伤身体的。”
当然，单从这些细节就判了倪斌的同志身份理由并不充足，因为这些描述放在文人之流身上仿佛也挺成立，而且这样断言也有刻板印象之嫌。但既然情愫隐晦，那么为情愫推理所作的铺垫也必然只是影影绰绰，要说多真切，也凭各位的眼睛怎么看了。
倪斌对王一生是特别殷勤的，正因为王一生在宿舍，于是倪斌就拿出他的私藏：六颗巧克力，半袋麦乳精，纸包的一斤精白挂面。麦乳精冲稀给大家分了，被“我”叹了一句可惜没有调料，于是就有这样的段落——
“脚卵说：‘我还有酱油膏。’我说：‘你不是只有一小块儿了吗？’脚卵不好意思地说：‘咳，今天不容易，王一生来了，我再贡献一些。’就又拿了来。
大家吃了，纷纷点起烟，打着哈欠，说没想到脚卵还有如许存货，藏得倒严实，脚卵急忙申辩这是剩下的全部了。大家吵着要去翻，王一生说：‘不要闹，人家的是人家的，从来农场存到现在，说明人家会过日子。’”
除了倪斌的分食，他后面献出自己的古董、主动提出办友谊赛等分量极重的举动，在同性情愫的视角下有了更顺理成章的解释：单纯的爱棋不至于如此，由爱棋而上升为爱人，那份真正的情感，才能让倪斌做出此等奉献。
知情文学中的情感落点，或说情感寄托，对爱情的描摹其实都有共性，而《棋王》中偏偏女性角色是缺失的，除了一个母亲形象之外，通篇都是同性之间的交往与交流，若回想起来，其实并不寻常。既然都有评论家注意到倪斌父亲的未出场等等，而揣摩出一条无父/寻父的隐晦意涵，那么比普通交情更深一层的感情仿佛隐了形，为什么就没有人指出呢？
所以阿城才会坐不住了，提醒那一句“言情”比较隐晦。在我眼里其实等于他都把话说透了，什么叫“对世俗不熟悉”而未被解读呢，大概就是被异性恋情的“常态”给蒙蔽，而没想到小说里的男性角色们也是可以生出暧昧的吧。阿城说大概还要二三十年，这嘴可真绝，那时候大家的视角能打开了吗？大家对各种“世俗”状态的感知就能提升了吗？可是这小说可是八十年代写的呀！我不得不佩服阿城起来。
汪曾祺说立意如果被说破，阿城有可能会不高兴，这是假的。相反，由于至今没人读出同性情节来，阿城可能都有些心急如焚。2007年阿城给台湾版写序时，又点了点：“二十年来，我几乎目睹了台湾在写作、出版和阅读上的开放。也许台湾的朋友们有各种理由不以为然，我却心有戚戚焉。我只是希望，如果二十年后有人有兴趣再读，应该可以解读出更多的东西，例如小说中的同性目光。这种目光，是极权下最公开，同时也是最隐私的目光。我经常注意到这种盯视，它以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崇拜权力的，暗祷的，解脱的，还有情色暧昧的等等。”
说得太好了。同性目光与异性目光一样，它可能产生于对他人某一特点、特长的欣赏乃至崇拜，也可能因为各种因素而生长成为更幽微、深邃的，与异性之间一样的情感，它可以包含人内心深处极端复杂的活动，复杂到你本人都可以不用完全把握或理解它。而与异性间的目光、情愫的区别在于，由于同性暧昧在很长时间，更不用说在知情年代里，是可以将自己隐身的，因为人们并不会想到那里去，所以就有阿城所说的“是极权下最公开，同时也是最隐私的目光。”
阿城善画，在《棋王》里也有一段画家与洗澡的知青的描写，那段非常自然地坐落在小说中，但其实也是一种公开而隐私的同性目光的描摹。作文www.yuananren.com我们可以说这种目光是单纯的、与艺术相关的，但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情色暧昧的”。阿城在台湾自序那寥寥几句同性目光的话中，把“情色暧昧”放在最后，不一定是最不重要，而反而是可以打开阅读《棋王》的一个视角的。我们再来读一读那段“目光”——“四处无人，大家脱了衣裤，都很认真地洗，将画家带来的一块肥皂用完。又把衣裤泡了，在石头上抽打，拧干后铺在石头上晒，除了游水的，其余便纷纷趴在岸上晒。画家早就洗完，坐在一边儿，掏出个本子在画。我发觉了，过去站在他身后看。原来他在画我们几个人的裸体速写。
经他这一画，我倒发现我们这些每日在山上苦的人，却矫健异常，不禁赞叹起来。大家又围过来看，屁股白白的晃来晃去。画家说：‘干活儿的人，肌肉线条极有特点，又很分明，虽然各部分发展可能不太平衡，可真的人体，常常是这样，变化万端，我以前在学院画人体，女人体居多，太往标准处靠，男人体也常静在那里，感觉不出肌肉滚动，越画越死。今天真是个难得的机会。’有人说羞处不好看，画家就在纸上用笔把说的人的羞处涂成一个疙瘩，大家就都笑起来。衣裤干了，纷纷穿上。”
这个段落绝非闲笔，而是阿城在别处(并非主线人物关系发展中)看似随意地勾勒，而其实有心营造某种特殊氛围的文字。可以说，这段画家偷画知青裸体洗澡的片段，颇值得玩味。
其实，我们也许不应该将一个特定的标签贴在《棋王》或里面的人物身上，就像福柯对“同性恋”这个词都有疑义一样。它并不是一个完备的范畴，也不是一个能反映某种类型的经验。用福柯的话说，我们也许可以说有一种“同性恋样式”，或至少可以说有一种正在进行的努力，要重新创造某种存在的风格，某种存在的形式，某种生活的艺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正视的说法，那就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友谊。”福柯在接受LeGaiPied杂志的采访时说，就他的记忆而言，想要男孩子们(garcon)就是想要和他们发展某种关系。不一定是以配偶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男人和男人如何才能在一起呢？如何生活在一起，共同分享他们的时间、食物、房间，共同分享他们的闲暇、忧伤、知识和自信？在制度性的关系、家庭、职业和应尽的同伴友情外，男人之间如何“赤裸”相对呢？那是一种欲望，一种不安，一种很多人都有的不安的欲望(desire-in-uneasiness)。也许我们正可以用这样的态度来看《棋王》中隐隐约约的同性情谊，而不至于被“同性恋”三个字的生硬给框在一个可能很多人无法接受的解读平台上。在打破既有的已经被阐释透彻的层面的基础上，也避免一种绝对化的标签，也是在要求我们不要用一种僵化的姿态，来走出一种僵化的局面。
知青的故事发生在极权下，今天我们也生活在另一种极权里(也许是“后极权”)，但我们的思维其实可能也没走出一个极权的状态。一种无法自由的精神状态让我们无法彻底打开眼睛。时代背景与精神之眼到底有多大关联或是否有关联，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阿城说，写作和阅读的开放与自由，取决于我们内心的能力。我非常希望我们“内心的能力”可以越发强大，真正达到一切意义上的“开放与自由”。